导读：本文以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例，用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想解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用系统竞争力思想解读德国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第二，用“从内部发展”思想认识日本的自主创新战略；第三，从政府的职能边界及制度环境角度理解韩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

一、用系统竞争力思想解读德国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

　　尽管二战使德国全面遭受重创，但战前积累的人力资本、科技支持、产业结构加上美国的战后资金援助使德国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从1949年至今，德国经济只有2年负增长（1975年GDP比上年下降1.16%，2009年萎缩5.1%），1年零增长（1967年），其余均为增长年份。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尽管遭受猛烈冲击，但与英、美等国相比，德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好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德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相对稳定增长，一定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用系统竞争力思想解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不无启迪。

　　1.以先进的工业制造业为坚实基础的产业结构是德国系统竞争力的核心

　　德国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的背后是它的系统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核心,是其先进的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在德国经济结构中，工业制造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工业在GDP中的占比1995－2010年的均值接近30%，高于英美同期水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的服务业门类中，相当大一部分服务对象是工业制造业，这与英美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中个人文化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占有较大比例截然不同。在欧元区面临种种困难之际，欧洲许多国家的家庭财富缩水，德国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

　　德国经济的发展属于赶超型经济，工业制造业中的支柱产业一开始就比英国的蒸汽机、煤炭、纺织等更为先进的电力、钢铁和化学医药（特别是有机化学产品塑料、人造纤维等），它为德国制造业中的四大支柱产业——机械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器电子工业以及化学工业奠定了历史基础。这四大支柱产业在过去100年中不断地得到现代化，至今仍代表着、象征着德国的进步和力量。而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固然与其一贯的开放政策相关（德国1950－2011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均值为10.2%），更关键的还是其一贯的创新传统，创新能力强是德国系统竞争力核心中的核心。德国优质的高等教育和独特的二元制教育体系为德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且在教育和科研上正在不断加大投入。

　　德国产业结构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产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德国交通物流业发达，企业税费负担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都为德国形成产业集群提供便利，生产商、零配件供应商和研究机构拥有比邻的网络，沿着一条价值创造链构成，如鲁尔区是高科技和服务中心，慕尼黑与斯图加特大区专长于高科技和汽车，莱茵-内卡地区化学工业领先，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科隆、汉堡是航运、空客飞机制造以及媒体中心等等。

　　2.以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支撑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德国系统竞争力的外壳

　　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举世闻名，每年GDP的26.7% 用于公共福利支出（美国为15.9%，OECD国家平均为20.5%）。

　　劳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但在德国它却是一种社会伙伴关系，劳资之间的矛盾和诉求，主要通过谈判协商得以解决。德国实行“工资自治”制度，由代表雇员（劳方）的工会和代表雇主（资方）的联合会，双方共同商定下年度工资增幅、假期长短和其他劳动条件。雇员有时考虑到经济形势不佳，为保全就业岗位，往往不会提出过高的工资增长要求，这有利于维护德国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系统竞争力思想主张企业和制度、技术之间，能源和运输基础结构之间，雇主和雇工之间、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金融部门要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德国惠及大多数公民的社保制度和社会伙伴关系型的劳资关系为德国系统竞争力织就了一张坚实的社会网络，为系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3.以稳定为指引的文化特征为德国系统竞争力提供制度保障

　　德国因为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在发展中特别强调稳定，拥有一种以稳定为指引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1）在经济稳定方面，德国认为2%的年增长率可接受，3%更好，4%－5%就是高速度，德国人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并致力于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其主流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财政稳定，坚持总体达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严控赤字。（2）在货币稳定方面，强调要保证国内币值稳定，认为保持物价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对外则尽力适当调节汇率，但主要是提高本国对汇率变动的适应能力；（3）在社会稳定方面，主张经济增长必须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同步；（4）在环境方面，德国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强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环境改善；（5）在技术稳定方面，主张既要不断发明创新，又要确保技术安全。例如，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汉堡建成运行磁悬浮铁路，但一直没有推广，因为有人提出存在放射性问题。与此类似，在前苏联、美国和日本先后发生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决定要在十多年时间里分期分批关闭目前尚在运行的17座核电站（它们占到德国发电量大约1/4），不惜工本开发费用昂贵的可再生能源。

　　综上所述，德国坚实的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完善的社保制度和协调的劳资关系以及以稳定为特征的文化构成了德国系统竞争力的核心、外壳和制度保障。

二、用“从内部发展”思想认识日本的自主创新战略

　　尽管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进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的经济低迷期，但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角度看，日本也利用这个契机挤掉了经济中的泡沫，夯实了产业结构的工业基础。从德、日两国工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可知，1985年时两国在这一指标上相差很小，之后差距开始出现：日本1985年后直到2000年制造业在三个产业中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这个比例起起伏伏，1990年还一度达到过35%，而德国同期制造业的占比则是连年稳步下降的。

　　如果对照德、日两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变化可知：日本的开放程度一直不如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自主创新战略。

　　研发(R&D)强度指标是指研发经费占GDP总产值、销售收入或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笔者使用OECD数据库中的科技统计指标，用GERD在GDP中的占比表示研发强度。根据曾国屏、谭文华(2003)对美日韩印四个典型国家的研发和基础研究方面历史数据的考察和对比分析认为：在经济正常运行和增长的情况下，R&D强度有按“S”型曲线增长的规律：曲线的第一个拐点研发强度大约为1％，第二个拐点大约是2.5%；也就是说研发强度从0%增长到1%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超过1％之后则进入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期。

　　从下图中可知：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的研发强度是最高的，近10年和近20年的均值都超过3%；且在GERD的经费构成中来自产业部门的比例和美国、韩国相近，2010年达到77%。由于日本的开放程度低于德、韩，与同为赶超型经济体的德、韩两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技术创新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呈现更多的是自主创新而非技术引进。以企业自主创新实践为基调的国家创新战略为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1.日本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自主创新战略

　　在日本，尽管创新从未被冠以自主一词，但在实践中，自主创新却一直是政府政策和企业实践的基调。这与日本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有关。日本是战后发挥“后发优势”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并取得成功的典型代表，直到1973年前，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入超国。日本的内需主导型成长是在限制外资进入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此种情形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高于国际市场，政策当局可以比较自主地对发展方向发挥战略性影响；政府推动的创新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国内企业，没有必要在创新之前加上自主二字。同样，在企业层面，日本企业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创新必须以本土需求为基础，而基于本土需求进行的创新必然是典型的自主创新。比如，有限的资金能力、较低的国内购买力和特殊的道路条件导致丰田采取了与福特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精益生产方式，以多品种、小批量、零库存的方式生产日式轿车，日本企业显然也无须刻意地强调创新的自主性。

　　在中国，经济决策部门即提出要处理好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的关系，并在引进外资时提出“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但由于1990年代后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采取的产品研发策略基本上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进，因为直接投入处于成熟期的产品是迅速占领我国市场的成本最低的途径。而本土企业在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且相当一部分市场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往往只能采取适应性的产品战略，进行局部的工序革新。所以，即使政府强调创新活动的自主性，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也很难大规模出现。

　　2.经济启动阶段的技术变化特点影响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一般而言，不连续的技术变化往往具有破坏在位企业技术能力的特征，有利于后发企业实现赶超。日本企业在高度成长期所经历的技术变化破坏了原有的技术进步轨迹，具有不连续破坏性的技术变化特点。因此，日本企业由于没有沉没成本，处于可以率先采用新技术并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有利地位；在这些破坏性的技术变化出现之后，技术进步往往再次进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工序革新成为技术革新的主要形态，这时，日本企业可以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发挥其擅长工序革新的特点，通过干中学将生产能力转化为技术能力。例如，索尼在导入源于西屋电器的半导体技术之后，通过对生产工序的持续改进，将半导体技术的应用对象从对价格不敏感的军队等公共部门扩展到对价格敏感的民用领域。

　　中国企业在1990年代后所经历的技术变化特征是产品建构出现了明显的模块化倾向。模块型产品是对应于集成型产品而言的，其特点是产品功能和各部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接近一一对应，部件之间的接口高度标准化，产品质量主要由关键部件决定，组装过程容易进行。对中国企业而言，模块化意味着产品的组装难度大大降低，可以迅速地进入以前难以进入的产业并形成生产能力。我国的计算机、手机等产业的快速扩张就是这一技术变化的结果。但是由于技术变化的主导权和关键部件掌握在外国领先企业手中，我国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一再被不断发生的技术变化所打断，所以大量企业落入“中国版的模块化陷阱”之中。

　　“从内部发展”思想强调的是从供给角度创造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改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带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用“从内部发展”的思想考察日本的技术创新情况，其自主创新能力与其战后近三十年的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而日本在高度成长期经历的结构破坏性技术变化为其技术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机遇。

三、从政府的职能边界及制度环境角度理解韩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

　　韩国的高外贸依存度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发展给韩国带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韩国研发强度的持续上升提供了资金支持。

　　1.从韩国在世界技能竞赛中的优异表现看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世界技能竞赛”被称为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韩国从1968年奖牌数第一次进入前三名后，26届中有23届奖牌数位居前三，且其中有16届位居奖牌榜首位。

　　尽管竞赛成绩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劳动者技能的真实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政府对劳动者技能的重视程度。汽车在耐用消费品中复杂程度最高，根据全球市场咨询巨头J.D.Power等机构所进行的汽车质量评级，韩国的汽车质量1990年代后期呈现逐步上升势头。这说明在韩国政府长期的政策引导下，韩国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逐步提高，韩国近20年中的劳动生产率年增幅均值在5%，个别年份甚至超过8%，美德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都不到2%。

　　韩国政府不仅在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提高上加大政策引导，而且在研发投入方面也不断提高水平（如图所示），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在高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研发强度持续上升，形成良性循环。在韩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研发强度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而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导致韩国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得以顺利完成，并向中高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服务业继续转型。

　　从韩国顺利完成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路径中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为韩国的研发强度快速提高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且是促使韩国顺利完成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直接原因。一国经济增长质的提升最后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体现的。

　　2.产业民主为韩国生产“质的扩张”提供制度保障

　　在认识韩国政府推动下的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应进一步认识到：韩国民主化之前的劳资关系以专制主义为特征，企业主要通过分工细化、推动工人的技能向单一标准化技能发展等福特主义管理方法来控制生产现场。但是，1987年实现民主化之后，劳动者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劳资关系走向对立。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企业开始向正常的劳资关系回归，企业管理中民主的成分开始增加。也正是在这样的转变出现之后，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才开始上升。

　　长期的专制主义管理方式和劳动者技能的单一化，导致复杂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19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向美国出口的汽车被发现存在大量的质量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资方被迫废除白领和蓝领的身份差别，推动员工向多能工的方向发展，奖励员工的合理化提案，推广质量小组活动。这些改革为韩国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基础，推动生产向“质的扩张”转变。

　　综上所述，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需要从思想理论上彻底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从更全面、广阔的视角认识这一经济问题，才能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中真正摆脱GDP崇拜，走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