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研究”这一概念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长时间以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论。但显而易见地是，它与工业活动紧密相关。倘若我们将“与工业有关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作为给工业研究下的一个定义，可能还是显得过于宽泛。不过，在相关文献中，工业研究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更多人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已经具象化在“企业内部已经制度化的研究和发展活动”。

事实上，在国外的诸多资料中有不少关于工业研究的注解。比如E.Duer.Reeves就曾指出，工业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它是以商业为定向的活动，强调在其他类型比如基础研究中不会出现的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工业研究是整个商业战略的一部分,其价值主要依赖以它对整个商业战略取得成功所做的贡献。

   如此一来，工业研究与企业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密切了，而这也意味着工业技术不再像19世纪中叶以前一样完全依赖个体发明，一个新的技术研发时代悄然来临。

自起源迄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业研究在发达国家得到极大的发展，不仅成为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是被公认为工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科技事业的核心。

    在工业内部组织和管理，以工业实验室作为特定的组织形式——这是西方工业研究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当然，这种认识是在工业研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才有的，而在工业研究的早期是怎样的呢？

    19世纪中叶，皇家化学学院实验室里一个名叫柏金的英国人，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了苯胺紫——世界上第一种煤焦油染料。柏金很快就嗅到了这种染料的商机，于是建立里世界上最早的合成染料企业，英国也因此成为合成染料业的发源地。

    然而，发源地却并未成为染料业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德国反而成为世界染料业界的后起之秀，相继出现的赫希斯特、拜耳、巴斯夫等十几家染料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几近垄断全球染料市场，染料业也因此被誉为“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工业成就”。

    那么，德国凭借什么出奇制胜，反超英国？德国的染企在其工厂内部建立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有着不小的功劳。

    以拜耳公司为例，其创始人拜耳和韦斯考特曾在自己的厨房里成功制造出煤焦油染料品红，遂创办公司。随着公司的迅速发展，染料研究进入到深化阶段，工艺逐渐复杂起来，即使像拜耳和韦斯考特这样受过化学训练的染料企业主也逐渐发现，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已很难完成技术改造升级，实现新的染料开发。

    于是，他们想到去雇佣一名化学专家来做这些工作，但依旧成效甚微，化学家被解雇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有着职业经验的工头。相较之下，工头发挥了更大的效用，他们依靠丰富的业界积累和营销经验，成功开发了新染料，为拜耳公司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机化学不断成熟，染企内部逐渐开始暴露出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工头们对日益复杂的难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相反的，德国在高等教育上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工业界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这个时候，企业主们又重拾了对于化学家的信任和依赖。于是，类似于拜耳这样的公司开始大量雇佣刚刚毕业的化学博士。这些被拜耳挑中的年轻人，一般会先在公司工作一年，一年之后即被送到大学实验室从事和企业生产相关的课题研究工作。高校的化学教授也成为拜耳公司网罗的对象，教授们跟拜耳公司签订合同，虽然不在企业内部工作，但一旦有科研成果产出，拜尔公司会支付购买，而这些成果按照合同规定将不被允许转让给拜耳之外的任何企业。

    直到1878年，拜耳公司正式取消工头制度，化学家们正式开始接替管理生产这项职责。

    很显然，工业研究职业化在早期远未形成，但随着工业中研究制度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工业研究开始走向内部化的道路，企业家们有了新的想法，他们要依托自己的工业企业来创办工业研究实验室，专门为工业发展储备及输送技术。

    1884年，年轻的化学博士卡尔·杜思堡被拜耳公司相中，在读期间即受聘进行偶氮染料的研究工作。之后的几年间，杜思堡的研究工作大获成功，拜耳公司因其研究成果而受益匪浅。不久之后，杜思堡开始为拜耳公司进行专项的研究开发工作，公司为他配备了助手，以杜思堡为中心集聚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团体，这个团队不断发现和开发出新染料，使得拜尔公司成绩迭出，在业界的第一把交椅上岿然不动。

    这个时候，拜尔公司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工业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拜尔公司决心斥巨资为杜思堡的研究团队建造一座大型的实验室，1891年实验室竣工，内部化工业研究特定的组织形式——工业研究实验室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一时间可以说是惊艳于世。

    据闻，这座大型实验室的布局别具一格，实验室被齐肩高的隔板隔开，化学家们既可以互相自由交流，又可以保护各自的研究秘密。化验员、实习生、图书馆等人员及设施配备更是一应俱全，这在当时是任何一座大学的实验室都无可比拟的。

    这种极具创造性的工业研究模式就是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起源，同时开创了一个工业研究的新时代。工业研究从大学研究工作的中心成功转移至企业的工作核心，科技创新由此跨越了与生产、销售之间的死亡谷。

    此后，拜耳建立企业内部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做法也不断被其他企业所仿效，大量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层出不穷，且其中有不少声名显赫，影响至今，比如美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实验室——通用电气实验室，也被美国视为其现代工业研究的开端。

    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它专门地从事科技研发机构，和生产部门、经营部门相对独立的共生，研究室内积聚着一票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共同职责就是将科学知识快速转化为公司的技术和产品，而非束之高阁。

    除此之外，美国杜邦公司于1902年创建了“东方实验室”，AT&T在1911年创立研究实验室，即后来的享誉世界的贝尔实验室，伊斯曼-柯达公司于1912年创办的实验室……这些工业研究的经历几乎同拜耳如出一辙：完备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专门的研究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公司提供新的或者改进的产品和技术工序，发展副产品和新产品，一方面维稳原有市场，另一方面打开新的市场，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利益滚滚而来。

    事实上，工业研究之所以能够带来工业勃兴，这和工业研究自身的特性不可分割。工业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虽然这些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活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依附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工业研究被蒙上了“功利”的外衣，实用色彩更加浓重。

    工业研究一方面向企业提供新的或者经过改进的产品及工艺，发展工业研究中所作的工作，都在以某种形式和工业保持着联系，提供工业可以直接利用的科技知识，使其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立足生存并发展壮大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技术源泉，这就是工业研究的天职。

    即使一向以创造发明著称的贝尔实验室也不例外。如贝尔实验室首任总裁尤尔特所言，贝尔实验室的建室任务是“应该实现确定科学成果是可利用的东西，以便使它们适用于电力通信的有序进步，并且必须考虑到成本的大小，以便进行生产。”尤尔特的话点明，贝尔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始终要以用户能够使用为目标，按照这个目标确定方向，从而有序地推动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飞跃。

    如今，工业研究机构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司空见惯，并已形成成熟、完善、先进的机制体制，为其工业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到汽车、计算机、手机，核心的工业技术极大多数都掌握在这些发达工业国家手中。